还没有去过敦煌，总觉得这条线路太苦。这个暑假读完了《愿为敦煌燃此生》后，真是为自己的想法大大羞愧了一番。

严格来说，这本书的作者不是什么作家，文笔也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那样朴实无华，那样亲切天然，那样深情款款又无比坚定的话语，讲述着巴黎留学十年邂逅敦煌、一眼万年的心路历程，回国七年才得以奔赴敦煌的波折无奈，五十年里放弃一切保护敦煌的艰苦奋斗，深深感动了所有读者，尚未谋面，心向往之。

他就是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常书鸿先生。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敦煌。数十年来，他扎根敦煌，带领一群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们，在荒无人迹的沙漠中拼尽全力筑起了一道道屏障，保护祖国的瑰宝，弘扬人类的文化遗产。

“敦煌艺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舍命也得保护它。不管有多少困难都必须克服。”这是常书鸿对于敦煌艺术的使命感，他扛了一辈子，哪怕环境极度恶劣，哪怕生活极度贫困，哪怕没有任何酬劳，哪怕妻离子散，哪怕团队离析，他都始终把这种使命感坚定地扛在了自己瘦弱的肩上。

现在，常书鸿先生的这种使命感已经俨然成为了一种“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影响了一辈又一辈人前赴后继。

虽然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但幸好还有常书鸿先生这样的守护人，薪火相传，一代又一代人守护着莫高窟，这是敦煌之大幸，更是中国艺术之大幸。

段文杰，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被称为“大漠隐士”。在参观了“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生画展”和“张大千抚临敦煌壁画展览”后，他决定到敦煌看一看，自此再也没有离开过。段文杰院长说：敦煌是我家，我的毕生精力都是为了保护、研究、弘扬它。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被称为“敦煌女儿”。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从未名湖畔来到敦煌工作，面对简陋甚至是恶劣的环境，她有过动摇，但最终选择在这里守住前辈的星火。她说：“我这一生就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研究、弘扬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这是最大的幸福。”2022年，她将多年来获得的奖金和个人积蓄1000万元人民币捐出，用于支持敦煌学研究。

现任敦煌研究院党委书记的赵声良，1983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大学三年级时偶然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了采访段文杰的文章后，毅然决然地在所有人的反对声中背着行李直接去了敦煌。从此他在敦煌扎下了根，成长为敦煌的又一位领军人物。

 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的敦煌保护则是妥妥的理工男思路，在敦煌这个世界级博物馆，科技成为敦煌保护和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  

“择一事、终一生”是敦煌人共有的信念。敦煌莫高窟因为这群人而愈发生动，厚重，有温度。

作为教育人，我们更应该有这样“择一事、终一生”的信念和“简单相信，傻傻坚持”的执著，我们才能无悔面对教育“等不起”的危机感，“慢不得”的使命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停不下”的紧迫感。因为教师是清贫的，要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初心；教育是寂寞的，要默默无闻，甘当阶梯；教育是热情的，要积极投身教育，爱学生，爱学术；教育当然也是幸福的，能得到学生的信赖和尊重，能打开一扇又一扇通向未来发展的大门。

相信每个读者在阅读这部传记时，都可以通过常书鸿的人生照见自己，思考来路，做好选择。

未来，我心似君，定不负意。一腔热爱，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心归处，是教育。

希望每一位教育人都能“愿为教育燃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