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澜教授是“新基础教育”的创始人。下面是叶澜教授5年前、新基础教育走过15年时的访谈录，读来依然让人心生力量。这位从研究第一线一路前行的追梦者始终令人佩服。转发给大家再次重温“新基础教育”。
叶澜：追逐太阳——大型电视专栏《走近他们》第二百二十一期
播出时间： 2009年09月12日
被访问者：叶澜(新基础研究中心主任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访问者： 骆新
丽娃河，总是静静流淌在华师大诗意的岁月里。叶澜，华师大终身教授，一位以她犀利思想和深厚实验影响了当代教育界的著名教育学家。15年来，她首创的本土化教育理论——新基础教育，已经在上海萌芽开花，进而推进到了各地，获得了巨大的成果。
叶澜：这是在1994年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一件事情把我好像猛地吹醒、唤醒一样的。那时候我在洵阳路小学，我们在做一个“基础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一个课题研究。去的那天，这校长跑进门来，门一关，拿着毛巾就呜呜大哭，为什么？我说你怎么了？这个女校长她说，今天跟我们做实验的一个数学老师，她留了一张条子就走了，上课也不来了。什么原因呢？她说，有宾馆招聘，人家要她了，她就去了。所以她就哭得很伤心，她说这个社会怎么了，怎么我们的教师这么容易，一招就走，而且能够舍得把学生都丢下。回来以后，我就心里想着这么一个问题，我说为什么我们的国家遇到问题的时候，总是教育第一个受损害。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那是政治冲过来了，现在经济的大潮又冲过来了。我说为什么教育这么容易被折腾？于是我就把那些中央文件全部拿出来，我就一个一个读过去。读完以后我突然明白了一条，中国社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型时期，它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开始关注主体，个人的主体的活力的释放，就是对旧的一种藩篱的挣破。然后有新的东西要建构起来，需要有新人，需要有新的教育。读出这个道理以后，我就觉得我要做事了。
突如其来的大时代，引发了叶澜蓄势已久的激情和创意。她率真透亮，特立独行，敢破敢立。那年，她已53岁，但仍不畏崎岖，追逐前行。
骆新：如果要把这个东西当成，在这种理论之下，您要把它变成一种形式化的话，如果这样去理解，您这个“新教育”工作……
叶澜：不好讲，千万别说“新教育”，一说“新教育”就错，记住，重复三遍。
骆新：新基础教育。
叶澜：因为对这个时代领悟了以后，我就提出了基础教育要改革这样一个目标。当然这个改革首先要从小学做起，因此我就同时就做了一个实验设计，这个实验当然不是像实验室的实验，它是一个在现实环境中开展的，一个教育改革的实验。
在深入的观察剖析中，叶澜找到了传统课堂教育的致命缺陷，那就是生命活力的缺失。于是，精神生命和主动发展成了叶澜新基础教育中的两个关键词。由此，传统的教学模式被颠覆，学校教育的目标不仅是教书，更是育人。
骆新：我们现在也有一个疑惑，您要对数学、语文和外语进行改革的话，毕竟目前按教育部所规定的教学大纲和教材，本身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的。在这个已经被定了性的基础底色上，您有什么改法呢？
叶澜：这个就是要进入学校你才会明白，那么实际上看起来好像大纲已经规定，教材都是定好的，实际上真正的课堂的掌权者是老师。所以我们历来有这样一个，长期做教育的人，他都明白，无论怎么样的教材，到一个好的教师手里，他照样把这门课教得非常漂亮；到一个差的教师手里，无论多么好的教材，他照样把这个课搞砸，所以关键的问题是教师。你知道老师以前怎么备课，就是教参大家抄抄，或者是教研组里面分分工，你备一到三课，我备四到六课，然后你备多少，大家全部备完，合到一起就是一学期的教学，没有真正的一种智力投入。我曾经到一个学校听过一天的课，是一个初中。听下来，我整个感觉就是累。我就发现学校大致有这么几类学生，第一类学生是所有的老师都喜欢，就是他什么课都学得比较好。第二类是有一些老师喜欢，有一些老师不在意的，那就是偏科的孩子。第三类那就是坐在边边角角的，就是什么课他都不好好学的，大多数是老师的眼光不大对准他的人，所以我们经常忽视的是大多数。
骆新：沉默的大多数。
叶澜：沉默的大多数。所以我就说从小就培养了一批默默的、听人支配或者吩咐的，这样的一批人。那中国社会正要发展，靠这样的人是不行的。它必须把每一个人内在的生命力给焕发起来。所以当时，我大概在1997的时候，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我在这篇文章里不仅谈到了学生，我还谈到了老师，其实我觉得老师，他在这样的课堂当中，他也是被动的。他是一个执行者，他的教学活动不是一个创造者，不是一个创造型的教学活动。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说要改变师生在学校的这种被动生存方式。那么就这样一篇文章，最后我写了一连串的排比句。结果有的人都是能够背给我听，电话里，他说这个写得太好了。走到哪里，有时候我做个报告，下面的人围上来，说叶老师，我们是你的学生，我们读过《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
看起来是叶澜一文惊人，名动全国。其实在背后，却含辛茹苦，凝结在她们改革实践的每一天每一步。从最早的洵阳路小学到如今推行至全国300多所中小学，叶澜行走了15年。
骆新：中国的传统当中，强调的是“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叶澜：对。
骆新：我北京有一个朋友叫郑也夫先生，是社会学家，他曾经和我提过一句，其实我们强调要用快乐的方式去学习，用主动接受的方式去学习，当然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其实他认为在这个世界发展过程当中，真正能够促进人们向前进步的，可能不是快乐，倒是一种痛苦。真正能够让社会去改变的，恰恰是那种压力。
叶澜：压力。
骆新：如果你把压力都取消了，那学生都在快乐当中学习……
叶澜：其实怎么说呢，快乐不等于轻松，快乐不应该就是没有压力。这件事情既是意向的，又是有挑战的，需要你有智慧付出的，这个挑战是你自找的，不是别人硬要你做的，你觉得在这个里面有一种探索，你会有新的发现。当你进入到这种工作情景的时候，那不觉得累，而且一旦走出来，这种快乐，我就说叫做“创造的快乐”。其实我觉得每一个老师都有可能，把自己的工作转化为创造性的工作。那么这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改变对课堂的看法，我们现在在培养教师的，就是教师需要新的能力，就是在课堂上捕捉信息和回应学生的能力。改变老师在课堂的生存方式，结果老师也变得很主动，他就竖起耳朵听。我们在旁边听课，就专门在听，哪个孩子有新的东西，这个东西老师关注了没有，有没有道理，这样一出来，那么就丰富了。一丰富以后，老师就没办法了。问他有什么感受，这节课上下来？他说我跟孩子们搏斗了一节课，孩子不累，他累。孩子要往那边走，他要往这边走。然后就这么拉着扯着，他说这个课堂我没法对付。所以都会有一些苦恼。这很正常。如果一个变革没有苦恼，没有触动，那么还要变什么呢？
骆新：我突然发现您这个新基础教育，其实真正教的不是孩子，而是教师。
叶澜：您讲得太对了。
那这难度也太大了。
叶澜：难度也大。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找了一种开路人，就大家探一条路出来。这条路走出来了，后面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走下去。
骆新：如果在中考和高考上，现在我们规定的答案，必须还得是固定的，只有一个标准答案的话，那您前面所做的所有尝试，打开思路的尝试，做各种各样的教学相长的尝试，岂不最后在标准上又受到阻碍？很多人都说我们以前做过很多尝试，但是最后到了结尾了，他要考试了，说学生，你还是回来吧，怎么办？
叶澜：首先我应该要第一个说明就是，整个的教育不应该只是为了考试，所以你的全过程不能全部对着考试，你全部对着考试就把一个人变笨了，变傻了，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要对生命整体的发展给予关注，教育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的价值，远远不能用最后考试多少分来代替。我甚至说过，你前面四年半你都给我做，你到了最后半年，你觉得你的学生实在不行，你要去补，那这个半年给你补。我说至少你让他四年半，能够过着一个丰富的、多元的，有利于他自己个性成长的学习过程。而且这种选择，这种对外面的东西，不同观点的判断，这种能力你现在最体会了。对于一个独立的个人，人格的形成多重要啊！是不是啊？所以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是不做牺牲的。实际上实验班的效果，三年以后远远的高出平行班，包括考试，为什么呢？孩子学得活了，他会判断了，还有他实践的机会多了，整体的水平提高了。而且孩子不能耽搁，你说对不对？童年都只有一次，童年他不幸福，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遗憾、阴影，甚至成为他后来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这就是我们的生命意识，生命对我们来说是最值得尊重和关注的。
尊重生命，激励发展。叶澜把新基础教育概括为四句口号：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充满生命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把创造还给老师，让教育充满智慧挑战；把精神生命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师生，让学校充满蓬勃生机。而这一切力除传统旧习的变革，都为了孕育完整美丽的生命。
2006年8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邀请了5位著名教育专家座谈基础教育问题，叶澜教授的发言打动了总理。
骆新：我听说你给温总理的发言，你不但是第一个，而且还说的时间是最长的，您说了四十分钟。
叶澜：算是这样的。
骆新：您给温总理上课，我特别想知道……
叶澜：这不叫上课。
骆新：您跟他说了什么了，让您能够说了四十分钟？
叶澜：确实有话要说。我确实也思考说什么，我觉得要跟总理说，就不要跟他说芝麻绿豆的事，我要说就从整体上来说。国务院负责人说，你就这么说，然后他还定了，你第一个说。然后悄悄地咬耳朵，你还可以多说一点，第一个说。那我想机会来了，那我想，我就得多说一点。最主要的，我要强调的是两个思想，第一个，教育是社会中的教育，所以教育改革一定要注意社会生态系统的改革。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舆论，我说现在这个舆论，一个是升学的，就是“状元” 这类的宣传，还有升学的考试。那个时候正好在八月，前前后后很多的有关升学的口号，这一类广告，铺天盖地。我说这样的一种舆论导向，我觉得就是对家长的误导，对整个社会也是误导。那么对教育、对学校就是无形地增加了很大的压力。我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所以我很早就提出要建立《学校法》。我说这么大一个中国没有《学校法》，《学校法》是对学校专业的权利的一种保障。结果他觉得很对，他也听你说，同时记，也画了一条杠。不知不觉就讲了四十分钟，我就不好意思了，我觉得把别人的时间给占了。后来国务院的那些办公室的人说，你谈得很好，那我也就放心了。
采访李政涛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座谈会上，叶老师做了一个自我介绍，她说我是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在教育学这个学科被人普遍轻视，甚至蔑视的情况下，叶老师总是自信自豪地说，我是学教育学的，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
采访李家成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在我第一次坐飞机过程中，叶老师说过一段话，给我留下记忆深刻的印象。她说，我们在登上飞机的时候，无论云层下面是狂风暴雨，还是阴云密布，如果这个飞机一直往上飞，飞到云层之上的时候，一定是阳光灿烂。
采访李政涛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叶老师是一个有很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人，是一种难得的，在教育学研究当中有文化、有担当的人。她做任何事情我们都不断感受到，有一颗中国心在跳动。她有一种始终不渝的梦想，就是为世界教育学改革，能够创造我们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的经验，发出我们中国的声音。这个梦想点燃了我们，打动了我们。
采访李家成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我觉得最独特的是什么，是她把这段经历，化为了对小学教育，乃至于对中国基础教育的重视，尊重和持久的研究。她经常会谈到，她说，我们不要因为我们是小学老师，我们不小。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可以对中国贡献巨大力量的一个人物，或者说一个群体。
生在抗战时期，长在新中国崛起。叶澜的心灵，最早播下的就是对国家、对民族、对事业担当责任的种子。而诸多社会经历的磨砺，又赋予她英雄崇拜和草根情结。而为做成这件事，她如痴如醉、无怨无悔。
骆新：按您接受教育的体系，我知道您是1941年、1942年生人。
叶澜：1941年。
骆新：那时候正好是前苏联的教育体系，我们了解更多的是马卡连柯。
叶澜：对，我曾经崇拜过，非常崇拜。包括像凯洛夫这些人。凯洛夫是理论家，马卡连柯是实践家，还有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
骆新：我听说您那时候是特别喜欢瓦尔瓦拉。
叶澜：对，我高中毕业晚会的化妆，我就化妆成瓦尔瓦拉。那时候前苏联的教育，其实对中国的教育影响非常大。
骆新：那您现在做这样的改革，算不算得上是对那个时代教育的一种反思，甚至是一种批判？
叶澜：一种超越吧。因为其实马卡连柯，他面对的是一群特殊的学生，就是犯罪的学生，所以他办了“少年违法者工学团” 。但是我觉得马卡连柯的精神，它是不变的。那就是一种人道，对人的尊重，相信每个人都可能变好。其实教育的信念来自这里，如果你对人能够变好都没信心，那么你就别做教育，你做别的事。所以你努力使他变得，至少比他过去好一点，这就是教育。所以我曾经对教育下过这么一个稍微有点诗意的一种表达方式，我说教育就是使别人和自己都变得更美好的事业，教育你必须把人放在心上。
15年来，叶澜带着她的实验团队，走进浙江、山东、广东、海南，走进了百余所实验小学。以她的激情、睿智和勤勉，感动了一个又一个校长和老师。
采访李政涛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有一个事我特别有印象，跟叶老师到山东听课。她上午听三堂课，评一堂课，一个学校。下午又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听两节课，评两节课。晚上六点钟开始，又开三个小时的，当地校长和教师的座谈会。开完之后再和我们华师大的老师，开一个多小时的当天工作的总结会，你可以看出她工作的强度，对实践介入的程度。
采访钟山 叶澜丈夫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她在家里对教育的投入，我是看得很清楚的，几乎是投入她的全部精力和心血的，只要她不开会或者是不去上课，或者是没有到实验学校去，在家里的话，她几乎是全天都在工作。
采访张济顺 华东师范大学 党委书记
这十五年，她都在第一线。我们在学校找叶澜老师是很难找的，非常非常难找。因为她都在外面，都在外面基层。她特别关注的就是，那些落后地区的落后学校，怎么样把它提升到真的使每个学校、每个学生，都能健康成长的这样的一种境界。
在躬身实践的同时，叶澜教授还笔耕不辍，她的著作和论文八次获得一等奖。而迄今为止，作为博导，她还先后带出了40多名博士生和硕士生。
骆新：现在有很多人也在谈教育，但是谈教育更多的是借这个事情扬自己的名、立自己的万，甚至是一种权利的使然。
叶澜：对，为什么说我会喜欢鲁迅？因为他对众生相的刻画，只有他这个刀笔才刻画得出来，他刻画的是灵魂。
骆新：如果您要来评价中国的教育学者当中，或教育学家当中，您最钦佩的人，或者您比较喜欢的人，是谁？
叶澜：如果说是近代的话，那当然陶行知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非常草根化的，他是亲为，比我还要亲为。我们只是跟教师一起去，他是自己去办学，我觉得很了不得。
骆新：所以您所有的改革，也是从草根开始做起的。
叶澜：对。
骆新：谢谢，叶老师。
叶澜：谢谢你。让我有机会把自己的教育思想跟你聊一聊。因为真的很愿意，对教育做深度思考的人不多。我一直讲一个民族，只有当它真正把教育、把未来、把孩子，当一回事的时候，这个民族才会成熟、才会强大。我跟我的学生说，我们是有幸生活在一个大时代，我们现在不好好做，那么不是时代对不起我们，是我们对不起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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