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
叶 澜
教学，尤其是课堂教学，过去是，当今依然是我国中小学教育活动的基本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课程改革的开展，不少学校冲破了必修课—统天下的局面，增设了选修课和活动课，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内容和形式，但在必修课的课堂教学中却大多还保留着习惯的方式。顽强地展现着传统教育思想。有些同志认为，提倡素质教育就是加强选修课和活动课。由此，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实施素质教育降低了升学率怎么办?似乎素质教育就是只要发展学生的特长和多让学生活动，不追求基础学科的教育质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占教学总时数比例最高的必修课的课堂教学的改革，不会有本质意义上的进展，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效应。在此背景下，集中探讨课堂教学改革问题，就具有推进、深化学校内部教育改革的全局性意义。
课堂教学改革是学校教育改革中的一场攻坚战．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课堂教学作为教学方式在我国已有近百年历史。它随新学校的诞生而逐渐形成。本世纪上半叶主要受日本式的赫尔巴特学说控制，50年代后至“文革”前，则以前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学理论为指导(在教学形式理论方面实质上与西方传统教学论是一致的)，在实践中形成了较稳定的传统模式。粉碎“四人帮”后，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时主要采用的依然是凯洛夫的教学理论。
近十多年来，随着教学改革的开展，课堂教学有了不少新的组织形式，开始注重学生的主动投入。但大多数的课以及在教师的教学观方面，在深层次上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一传统之所以具有超常的稳定性，除了因它主要以教师为中心，从教师的教出发，易被教师接受外，还因为它视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为主要任务，并提供了较明确的可操作程序，教师只要有教材和教学参考书，就能进入规范，依样操作，理论也因此而得以广泛传播，逐渐转化成实践形式，扎根于千百万教师的日常教学观念和行为之中。总之，已有教学理论传统之长，深入实践主根之深，形式硬壳之坚。传习的可接受性之强，都使今日教学改革面临着强劲的真实“对手”，教学改革要改变的不只是传统的教学理论，还要改变千百万教师的教学观念，改变他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习以为常的教学行为。这几乎等于要改变教师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其艰巨性就不言而喻了。
攻坚战之艰巨性还来自课堂教学综合研究之不足。我们已有丰富的教学论著作，但大多只是从某一侧面或层次切入：传统教学论从教的角度探讨问题。实用主义教学论则从学生立场出发；教育心理学的兴趣在心理过程的分析，无论是对“教”还是对“学”；社会学的跟光集中在师生互动、课堂生活、人际关系等的描述上;学科教学法则偏重于结合学科内容的教学原则与方法的设计；国外学派林立的教学模式的研究，各自强调一个侧面，或认知，或策略，或行为控制，或情感、人际关系、人格发展。这一切都有助于我们认识课堂教学，但我们依然缺乏对“课堂教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师生交互作用着的动态过程的研究，缺乏整合，缺乏对课堂教学的理性认识。因此，我们面临的任务不只是改变实践，同时，一节课都能得到生命满足的愿望，积极地投入教学改革。这就是我们在认同课堂教学的社会价值、促使学生发展价值的同时，再指出它对教师同样具有生命价值，形成和提出课堂教学对教师和学生都具有个体生命意义这一观点的重要原因。其次，课堂教学的目标应全面体现培养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只局限于认识方面的发展。
如前所述，把课堂教学目标局限于发展学生认知能力，是当前教学论思维局限性的最突出表现。这一方面是近代以来理性主义哲学和主智主义教育主流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习惯于把原本为整体的事物分割为部分、方面的思维方法的表现。具体地说，就是把生命的认知功能从生命整体中分割出来，突出其重要性，把完整的生命体当作认知体来看待。平时，当谈及学校教育培养目标，即学生发展的理想目标时，几乎无人会不顾及人的发展之全面性。但在学校教育的实施中，在教学实践中，却又常常把某—类的活动，或以某种内容为主的活动视作只为某一方面发展服务的。人们忽视的恰恰是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以整体的生命，而不是生命的某一方面投入到各种学校教育活动中去。因此，任何学校教育活动都会对人的身心产生影响。所以。每一项学校教育活动都应顾及学生多方面的发展。课堂教学，作为教学的基本活动形式更应该关注这一点。
在此要指出的是，我并不否认在课堂教学中。认识发展作为中心任务的地位，但是，不赞成把学生其它方面的发展任务丢掉，或者使它们完全依附于认识任务。有不少教学论著作中也强调教学过程中要十分注意调动学生的情感，引起学习兴趣，使学生乐学、好学，这里，对情感的重视，实际上只是把它作为服务于学习的手段。又如，有的学者强调语言学习中的情境与情感体验，其旨意是使情感作为有助于识记的背景发挥作用。还有学者强调把文学教材中的情感发掘出来，使学生体验并内化，这比前两者仅把情感作为帮助教师完成教学认识任务的工具要前进一步，但还没有注意对到课堂生活本身促使学生情感发展的价值。在我看来，课堂教学的目标中应该包括情感目标，但不是美国教育家布卢姆在目标分类中所提到的，以服务于认知目标完成、与认知目标相呼应的情感目标、而是指向学生在对己、对事、对他人、对群体的情感体验的健康、丰富和情感控制能力的发展。显然，这不是一节课能完成的，但却必须通过每节课来实现，渗透在课堂教学的全过程之中。自然，课堂教学的完整目标，还应该包含学生意志、合作能力、行为习惯及交往意识与能力等多方面。其中每一项、都应既有与认知活动相关的内容及价值，又有其相对独立的内容及价值。这些方面的统合，才构成学生生命整体发展。因此，在研究课堂教学时，要注意两方面的关系与整合：一方面是知识体系的内在联系、多重关系，以求整合效应；另一方面是学生生命活动诸方面的内在联系、相互协调和整体发展。这是一个尚需下大力气深入研究的问题。不仅要揭示上述两方面的规律，还要研究课堂教学与这些目标之间的具体关系。但今天可以明确提出的是：我们需要课堂教学中完整的人的教育。
最后，问题进入到对课堂教学过程的探究。本文提出的观点是：课堂教学蕴含着巨大的生命活力，只有师生的生命活力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有效发挥，才能真正有助于新人的培养和教师的成长，课堂上才有真正的生活。因此，要改变现有课堂教学中常见的见书不见人，人围着书转的局面，必须研究影响课堂教学师生状态的众多因素，研究课堂教学中师生活动的全部丰富性，研究如何开发课堂教学的生命潜力。所谓影响课堂教学师生状态的因素，是指那些对教师、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态度和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不是指一节课都能得到生命满足的愿望，积极地投入教学改革。这就是我们在认同课堂教学的社会价值、促使学生发展价值的同时，再指出它对教师同样具有生命价值，形成和提出课堂教学对教师和学生都具有个体生命意义这一观点的重要原因。
其次，课堂教学的目标应全面体现培养目标，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只局限于认识方面的发展。
如前所述，把课堂教学目标局限于发展学生认知能力，是当前教学论思维局限性的最突出表现。这一方面是近代以来理性主义哲学和主智主义教育主流思想的反映，同时也是习惯于把原本为整体的事物分割为部分、方面的思维方法的表现。具体地说，就是把生命的认知功能从生命整体中分割出来，突出其重要性，把完整的生命体当作认知体来看待。
平时，当谈及学校教育培养目标，即学生发展的理想目标时，几乎无人会不顾及人的发展之全面性。但在学校教育的实施中，在教学实践中，却又常常把某—类的活动，或以某种内容为主的活动视作只为某一方面发展服务的。人们忽视的恰恰是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是以整体的生命，而不是生命的某一方面投入到各种学校教育活动中去。因此，任何学校教育活动都会对人的身心产生影响。所以。每一项学校教育活动都应顾及学生多方面的发展。课堂教学，作为教学的基本活动形式更应该关注这一点。
在此要指出的是，我并不否认在课堂教学中。认识发展作为中心任务的地位，但是，不赞成把学生其它方面的发展任务丢掉，或者使它们完全依附于认识任务。有不少教学论著作中也强调教学过程中要十分注意调动学生的情感，引起学习兴趣，使学生乐学、好学，这里，对情感的重视，实际上只是把它作为服务于学习的手段。又如，有的学者强调语言学习中的情境与情感体验，其旨意是使情感作为有助于识记的背景发挥作用。还有学者强调把文学教材中的情感发掘出来，使学生体验并内化，这比前两者仅把情感作为帮助教师完成教学认识任务的工具要前进一步，但还没有注意对到课堂生活本身促使学生情感发展的价值。在我看来，课堂教学的目标中应该包括情感目标，但不是美国教育家布卢姆在目标分类中所提到的，以服务于认知目标完成、与认知目标相呼应的情感目标、而是指向学生在对己、对事、对他人、对群体的情感体验的健康、丰富和情感控制能力的发展。显然，这不是一节课能完成的，但却必须通过每节课来实现，渗透在课堂教学的全过程之中。自然，课堂教学的完整目标，还应该包含学生意志、合作能力、行为习惯及交往意识与能力等多方面。其中每一项、都应既有与认知活动相关的内容及价值，又有其相对独立的内容及价值。这些方面的统合，才构成学生生命整体发展。因此，在研究课堂教学时，要注意两方面的关系与整合：一方面是知识体系的内在联系、多重关系，以求整合效应；另一方面是学生生命活动诸方面的内在联系、相互协调和整体发展。这是一个尚需下大力气深入研究的问题。不仅要揭示上述两方面的规律，还要研究课堂教学与这些目标之间的具体关系。但今天可以明确提出的是：我们需要课堂教学中完整的人的教育。
最后，问题进入到对课堂教学过程的探究。本文提出的观点是：课堂教学蕴含着巨大的生命活力，只有师生的生命活力在课堂教学中得到有效发挥，才能真正有助于新人的培养和教师的成长，课堂上才有真正的生活。因此，要改变现有课堂教学中常见的见书不见人，人围着书转的局面，必须研究影响课堂教学师生状态的众多因素，研究课堂教学中师生活动的全部丰富性，研究如何开发课堂教学的生命潜力。
所谓影响课堂教学师生状态的因素，是指那些对教师、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态度和活动产生影响的因素，不是指课堂教学过程中，因教学活动本身的进行状态而生成的动态的影响继续活动的因素。这些属于“前在”的因素有间接和直接影响之分。其中，主要的直接作用因素可作以下分类。
影响课堂教学师生状态的因素从大的方面可分为物质因素和心理因素。物质因素包括自然条件(季节，天气，星期几，上、下午等)和教室条件(空间，空气流通度，光线的亮度，室内布置，洁净状态，设施功能，物品有序态，教学用品配置量，座位排列式，周边噪音程度等)。心理因素较为复杂，又分为个体稳定性因素(在学生方面，包括学习成绩，学习兴趣，习惯，获奖情况，在班级中的地位，期望，与教师的关系，认同程度，个性等；在教师方面，包括业务水平，教学能力，自信度，准备状态、对班级的态度，师生关系，个性，期望等)、个体不稳定因素(师生即时心态，身心疲劳状态，外界临时性强刺激的效应等)和群体因素(包括班风和师生关系等)。
显然，上面所列的因素，除了自然条件外，其它的因素都是可改变和可控制的，改变、控制都应该以教学任务的优质完成为定向。其中，心理因素大部分是通过一段时间的教育、教学实践形成的，形成后即成为稳定态，对形成后的教学实践产生影响。把心理因素作“个体”与“群体”之分，是因为两者不仅有区分，而且有相互作用，尤其是当群体因素形成后，会对个体产生有效的影响。另外，心理因素的非实体性，往往使师生都易忽视，或者不被自觉意识到，但它们却最具影响力。不仅影响到学生在课堂上认知活动的状态与质量，而且影响到人生中处事、对人的态度与方式、整体的情绪状态、情感体验(满足与否)、意志行为等。教师同样如此，他(她)也是带着自己的全部身心和已有经验、状态进入教室，他(她)的心理状态影响他(她)对学生的态度、处理问题的方式、宽容度、耐心、机智，以及满足与否等情感体验。显然，这些都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认知因素或仅仅是与认知相关的因素。它们的存在本身具有自己的形态，有自己的作用方式和独立的意义。认识影响课堂教学的全部因素，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努力形成积极的因素，包括物质的和更重要的心理的；改变消极因素，包括稳定的和暂时的，这些都是为实现课堂教学高质量所必须首先要做的。
多的因素参与、影响课堂教学，还不是课堂教学丰富性的全部，甚至可以说还不是主要部分。课堂教学的丰富性主要是在过程中展现。若要使其丰富性发挥积极效应，则必须改变课堂教学只关注教案的片面观念，树立课堂教学应成为师生共同参与、相互作用、创造性地实现教学目标过程的新观念。也就是说，课堂教学要真正成为实现上述新的教学目标的过程，不但要使师生的生命活力在课堂上得到积极发挥，而且要使过程本身具有生成新因素的能力，具有自身的、由师生共同创造出的活力。
为此，仍然首先要作好课前的教学设计。但应该按照新的教学任务来设计教案，内容的组织、方法的选择、学生教师共同活动的方式与过程，都应全面策划。不同的教学观必然会影响教案的设计，本文不可能具体地详细讨论服务于新目标的教案应如何设计(这需要有另一篇文章作专述)，只能以提问设计为例。不要以为凡提问必能达到启发学生、调动思维积极性的目的。教师也许把问题编得十分细碎，使学生易获标准答案，由一串细问题循序渐进走向目标；也可能设计得使学生调动起自己的经验、意向和创造力，通过或发现、或选择、或重组的多种过程形成答案。前者体现出教师控制具体过程，希望学生按规定路线行进的强烈愿望；后者则表现出教师重视学生努力进行获取、形成、发现知识的过程，相信这一过程对学生的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关于教学设计与上课的关系，我十分赞赏德国教育家克拉夫基关于计划与教学关系的论述：“衡量一个教学计划是否具有教学论质量的标准，不是看实际进行的教学是否能尽可能与计划一致，而是看这个计划是否能够使教师在教学中采取教学论上可以论证的、灵活的行动，使学生创造性地进行学习，借以为发展他们的自觉能力作出贡献——即使是有限的贡献。”所以，一个真正关注人的发展的教学设计，会为师生在教学过程中发挥创造性提供条件；会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不仅是认知的)和为每个学生提供主动积极活动的保证；会促使课堂中多向、多种类型信息交流的产生和对及时反馈提出要求。这样，教学设计就会脱去僵硬的外衣而显露出生机。
教师只要思想上真正顾及了学生多方面成长，顾及了生命活动的多面性和师生共同活动中多种组合和发展方式的可能性，就能发现课堂教学具有生成性的特征。因为课堂上可能发生的一切，不是都能在备课时预测的。教学过程的真实推进及最终结果，更多地是由课的具体行进状态，以及教师当时处理状态的方式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个教师尽管教同一门课，面对同一批学生，但他(她)在每节课上所处的具体情况和经历的过程都并不相同，每一次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丰富而具体的综合。教师的创造才能、主导作用，正是在处理这些活的情境中得到发挥，这些活的情境向教师的智慧与能力提出一系列的挑战：当学生精神不振时，你能否使他们振作?当学生过度兴奋时，你能否使他们归于平静?当学生茫无头绪时，你能否给以启迪?当学生没有信心时，你能否唤起他的力量?你能否从学生的眼睛里读出愿望?你能否听出学生回答中的创造?你能否觉察出学生细微的进步和变化?你能否让学生自己明白错误?你能否用不同的语言方式让学生感受关注?你能否使学生觉得你的精神脉搏与他们一起欢跳?你能否让学生的争论擦出思维的火花?你能否使学生在课堂上学会合作，感受和谐的欢愉、发现的惊喜?……
也许，还可以再列出一百个这样的问题，但却不可能穷尽一个真正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可能发生的一切。我们把教学改革的实践目标定在探索、创造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教学，因为，只有在这样的课堂上，师生才是全身心投入，他们不只是在教和学，他们还在感受课堂中生命的涌动和成长；也只有在这样的课堂上，学生才能获得多方面的满足和发展，教师的劳动才会闪现出创造的光辉和人性的魅力，教学才不只是与科学，而且是与哲学、艺术相关，才会体现出育人的本质。
——《教育研究》1997年第九期
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可能发生的......
当学生精神不振时，你能否使他们振作？
当学生过度兴奋时，你能否使他们归于平静？
当学生茫无头绪时，你能否给以启迪？
当学生没有信心时，你能否唤起他的力量？
你能否从学生的眼睛里读出愿望？
你能否听出学生回答中的创造？
你能否觉察出学生细微的进步和变化？
你能否让学生自己明白错误？
你能否用不同的语言方式让学生感受关注？
你能否使学生觉得你的精神脉搏与他们一起欢跳？
你能否让学生的争论擦出思维的火花？
你能否使学生在课堂上学会合作，感受和谐的欢愉、发现的惊喜？
教学改革在于探索、创造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师生共同感受着其中生命的涌动和成长！
选自叶澜《让课堂教学焕发生命活力》
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而努力
--叶澜教授访谈录
《教育研究》杂志社记者
叶澜,女,福建南安人,1941年12月生于上海,196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本科,并留校工作至今,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兼教育学原理学科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研究》杂志学术顾问等职。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学原理、教育研究方法论及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教师教育改革等。已出版的专著有《教育概论》、《教育研究方法论初探》,撰写并主编的丛书与研究报告有"教育学科元研究"丛书、"世纪之交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丛书、《新编教育学教程》、《"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报告集》、《教育理论与学校实践》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教育研究》等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六十余篇。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其学术成就,包括由其开创和引领的"新基础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记者:叶老师,您所主持的"新基础教育"的课题研究,已经走过了近十年的历程。从一开始,它就引起了很多关注,比如自从《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教育研究》,1997年第9期)发表以来,许多学校和教师常常会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教育教学改革的追求。在我的印象中,这是第一篇以生命的视角来探讨教学活动的文章。您当初怎么会以这样一个角度来认识教育教学?
"生命"这个概念在您的理解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如果用"生命"的观点看教育,对教育的认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对教育学理论的建设会产生什么作用?
叶澜:《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这篇文章之所以会触动这么多的学校和教师,我想可能是因为它触及到了教育的基础性问题、原点性问题,并且与教师们的教育体验和生命体验联系在了一起。我在试行"新基础教育"的学校和课堂里听课的时候,在与许多教师、学生交流的时候,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对于教育的重要性。
教育除了鲜明的社会性之外,还有鲜明的生命性。人的生命是教育的基石,生命是教育学思考的原点。在一定意义上,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通过人的生命、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的社会活动,是以人为本的社会中最体现生命关怀的一种事业。然而,长期以来,在学校实践中,
经常可以感受到的是为事务而操劳,对学生考分、评比、获奖等可见成果的关注,忽视、淡漠的恰恰是学生和教师在学校中的生存状态与生命质量的提升。即使在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的今天,不少教师依然心目中有教书无育人、有知识无生命,从不真正把学生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来看待。这种对个体特殊性以及个体生成方式的忽视,最严重的后果是导致教育和教学成为重复性的机械劳动,变为不需变革的一次次封闭的循环过程,使课堂"沙漠化"。在此过程中,教师的生命价值也不同程度地被压制、被遮蔽和被忽视了。长期以来,教师的角色被定位为知识的传递者,各种教育要求的执行者、操作者,而不是思考者与创造者。"新基础教育"研究与学校改革试验不仅关注学生,同时关注教师的职业生存状态与生命质量的提升,通过教育实践创生化的变革,使教师体验到教师职业的尊严与欢乐,体验到教育是一种充满了智慧挑战的工作。它看重的是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价值,每一个人都是珍贵的不可替代的。正是以这样一些感悟、实践和思考为依据,我提出了"教育的生命基础"的问题。
记者:您能否简单地说一说"教育的生命基础"这一命题的内涵?
叶澜:第一,我主张生命价值是教育的基础性价值,教育具有提升人的生命价值和创造人的精神生命的意义,换句话说,对生命潜能的开发和发展需要的满足,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责任,因而生命构成了教育的基础性价值。第二,我认为生命的精神能量是教育转换的基础性构成,教育活动就其过程的本质来看是人类精神能量通过教与学的活动,在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实现转换和新的精神能量的生成过程。第三,师生主动、积极地投入学校各种实践,是学校教育成效的基础性保证,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内在保证,也是人的生命特征的本真体现。让师生的生存基调变为被动受控,是对生命原生状态的扭曲,是学校在本身的自然生态上的严重破坏。所以,
"新基础教育"并不是要强扭什么,而是要使原本就因生命存在而充满内在生机的教育,从被传统教育弊端造成的"沙漠状态",重新转回到"绿洲"的本真状态。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是教育的"生态工程",是教育上的返朴归真。
从中国教育学的理论更新的角度看,我主张把"生命"作为教育学的原点,把生命体的基本特征作为教育学不能丢失的基点去思考,进而再研究人的生命的独特,提出教育学的人性假设。
记者: "教育学的人性假设",这又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这是否就是您曾经表达过的"具体的人"?
叶澜:是的,作为个体的具体的人是人的生命存在的基本单位。我所理解的教育学中的"具体的人",是在环境中与环境相互构成的人,是具有自然、心理、社会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特质相互渗透、丰富而复杂的人,是既有惟一性又有普遍性的人,是具有内在发展需求和能力,在生命过程中不断实现发展的人。
另外,教育学对"生命"的解读,还应与当代社会"知识"和"知识观"的转变联系在一起。在信息、知识爆炸的社会,人对信息、知识的选择能力和信息、知识对于人的意义,都与个体生命的经验、需要联系在一起。为什么选择这个不选择那个,跟个体生命的价值取向有关。生命的成长发展与当代知识观的两种转变有关。一是从静态向动态的转变,原来的知识观是现成的、结论性的,现在的知识是一个过程,是形成中的,需要个体生命主动调动自己的体验去活化和内化;二是公共知识与个人知识的相互转变,在个人知识生产力的提升中,在个体参与的社会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通过个体的创生而丰富或改变公共知识的结构,由此知识与生命就有了内在的联系,书本世界与生活世界有了内在的联系。这个联系的过程,就是生命如何在实践中主动运用自己的各种经验、体验,让知识活化的过程。教育学就要研究这一过程。
记者:一旦以这样的"生命观"来看待教育学理论的建设,以往那种更多地是建立在静态知识、公共知识基础上的教育学理论研究就会发生某种转型。您的《思维在断裂处穿行》(《中国教育学刊》,2001年第4期)一文,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关系作了新的维度的分析,而"新基础教育"的研究,又突出了实践对理论的滋养与创生价值。
叶澜:教育实践,是对人类所进行的教育活动的总称,它是人类社会活动不可缺少的组成,有独特的对象与领域,教育以有意识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的。惟有教育这项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是以直接影响人的发展为宗旨的,这是其与别的社会活动领域的标志性区别。讨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应该以这个区别作为起点和入口。教育学作为以教育为研究对象的总称,它具有事理研究的特殊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育学内含着实践的品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学没有,或不需要对教育问题作基本理论的研究,只是教育学的基本理论有其独特性,因而也使教育学知识具有自己独特的形态。
记者:我隐约感觉到,您对"实践"的认识,主要不是从哲学的角度,而是从教育学的角度,并且贯穿了对"生命"的思索,因而确立了两方面的独立性: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的教育学的独立性;相对于教育学内部其他学者的言说。您的言说又显出了自己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似乎来自于在生命与实践之间建立了某些内在关联。那么,这种"生命与实践"的关联是什么?它们如何建立起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持久的而不是短暂的关系?
叶澜:这种联系之所以存在,首先在于教育学的特殊性。教育学关注的是生命的主动发展,是以教育这一影响人本身的成长与发展为核心的实践活动为主要的研究对象。对教育学特殊性的进一步认识仍然需要置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背景之中。在教育学的视野中,二者理想的关系应是积极互动和相互构成的关系,围绕着教育主题的相互影响,在互动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构成。这一点在当代中国教育学的转型式构建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认为,教育学的原点是对"生命的体悟",教育学必须有对生命的体悟,这种体悟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教育学研究的前提。强调体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智慧中最富有特色和值得珍视、发扬的方面,人只有进入"体悟"、经过体悟,才能真正与周围世界、与他人建立起"我"、"你"关系,而不是停留在"我"、
"他"关系之中。体悟是个体与世界、他人实现内在沟通和对话的重要方式。教育学不仅是"生命"的学问,或"实践"的学问,而是成为以"生命·实践"为"家园"与"基石"的学问。正是近十年来对教育基本理论、教育研究方法论和"新基础教育"的一系列研究,使我逐渐明晰了自己对教育和教育学的理解与追求,明晰了我想做什么、还需要做什么和可能做成什么,这就是为形成"中国教育学"而不是"教育学的中国化"而努力。就目前而言,就是将我远则近20年、近则10年里所作的研究,即已经具有一定理论积累和实践基础的研究成果在"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名称下,作一集聚与梳理,并愿与所有对这样一个研究旨趣有兴趣和追求的人同行,一起创建一个共同的、开放的、有自我和具有对话能力的学术空间。这是我对今后十年左右学术生活的一个策划。
记者: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您并不寂寞,许多年轻的学人就是受到这样的影响,集聚在您周围,成为您的学生的。一位台湾来的学生,第一次与您见面,第一次参加主要由您的学生参加的月末学术例会以后,对您和这个群体的一句评价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我觉得你们这个群体很阳光。"我想，这是因为始终有一种信念甚至是一种信仰支撑着您，在您的身上似乎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而在您的一些研究生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具有"生命情结"和"使命感",对于您的学生、愿与您同行的人,除了要求严谨、踏实、认真之外,您还有些什么特别的要求?
叶澜:对于一个立志于学术的人而言,学问的深浅厚薄只是其成才的一个方面,如何成就一种学者的人格,则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我希望所有立志于以教育学研究为业的后来者,都能在对学术的追求过程中,成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具有阳光心态和内在力量的人。学问不应成为一种满足个人功名利禄的工具,做学问的目的在于成事成人,同时以学问来滋润人生。与此相联系,我对学生的要求还在于一个"真"字,要用真心做事,以真心待人,一句话,要有真情投入。不要哗众取宠,虚与委蛇,而是要用心的体悟去言说、思考,更要去行动。做教育学的学问,不能只是坐而论道,而且要起而行道, "论"是为了更好地"行",
"行"会产生更好的"论"。学术既要有智慧,又要下苦工夫,学者不要靠虚张声势来抬高自己,而要平调、实调,始终保持一份清醒。为此要立大志,不是立小志。
记者:您能否具体谈一谈您是怎么指导学生读书和思考的?
叶澜:多读书,尽可能地接触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是我对学生的基础性要求,教育学专业的学生往往局限于本专业的书籍,视野不宽,这势必会阻碍他们的专业发展。但并不是说,书读得越多越好。与我过去成长的环境有所不同,如今的年轻学子有着异常丰富的书籍资源。我的一些酷爱读书的研究生容易犯两个毛病:一是喜欢赶时髦,喜欢追学术之星,今天流行海德格尔,就读海德格尔,明天来了哈贝马斯,就读哈贝马斯,成了学术上的"追星族";二是容易陷入到哲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语境中不能自拔,忘了自己的专业身份。针对这种情况,我的建议是,一方面,不要以阅读的广度取代了思考的深度;另一方面,要牢牢扎根于教育学的"家园",不要做学术上的浮萍和墙头草。对于教育研究者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所有的阅读与思考都会有助于教育学研究,但还不是教育学研究。不能把别的学科的研究结论简单移植过来,把其他学科的命题作大前提,通过演绎得出教育学结论的做法是可行的,有时甚至让人感到是深奥的,但也极有可能是无用的、危险的。
就我自己的体会来说,做教育学的学问,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但也许正是其难,就具有挑战性、具有在做学问中提升自我的可能,何况,中国的教育学太需要一批矢志不移的人。古人做学问,讲究先求乎其大,要有大志向,大气象。对于教育和教育研究来说,就是要体现在智慧、爱心和境界之上。
我理解的对大智慧的追求,有一个从"知"到"慧"的过程,智慧的获得首先来源于对知识的兴趣甚至惊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未知的东西在诱惑我们去探、去试。我时常感到,头脑里的问题,就像许多钩子,可以把信息钩住,进入我的思索圈。我为之激动、欢欣或者焦虑,为之调动我所有的生命能量去试图解决它们。以"知"为基础,还要发展到"慧"。对教师而言,要有教育智慧;对于教育研究者而言,在对学科的认识、思想方法、方法论和实践等各个方面,都需要有大智慧,它体现为对事理、世态的一种洞察力,一种穿透力和透视力,以及善于融会贯通,进而实现"原创"的能力。由"知"到"慧"必经体悟、整合和升华的过程。所谓大爱心,有价值的因素在里面。核心还在于"生命"二字,要有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和关爱,有一种人类情怀,知识分子的胸怀,它们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精神,教育研究者需要把教育与人类、民族、国家的进步与发展联系起来。大境界的获得,首先要有一种"历史意识"作为底蕴,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着明晰的观察贯通,为此,要有自觉的沟通意识,在不同的学科之间、在不同的学术立场、基本追求之间沟通。对于教育研究者来说,还要学会与中小学的师生沟通、对话,寻找他们能够接受的话语方式、合作方式。大境界的表现之一就是要努力去做"上天人地"之事。
记者:看来,与教育一样,教育学研究同样需要大智慧、大爱心和大境界,我想,这既是您对学生的期望,也是您自身的不懈追求。对于今后教育学学科的发展,您有些什么思考?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能不能谈一些初步的想法?
叶澜: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锤炼一支队伍,将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作为共同的目标,形成共同的学术空间,为中国教育学的发展作出我们尽力而为的奉献。我理想中的学术空间服务于两个基本目标。
一是追求21世纪中国教育学理论的发展。当前,理论发展仍需要改变20世纪就已出现的基本依附国外的状况。其中,虽然与西方的时间差距在缩短,但跟着走、追着走的风气依然不轻。另一问题是直接从其他学科移植,或通过推理形成教育学的结论。总之,从双重依附走向独立,从移植性的研究转变为本土的研究,从解释性转变为创建性,恐怕是21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
二是推进中国教育学家队伍的建设。我认为,中国需要有教育学家,不能只有教育家。我们不要辱没了"教育学家"的称号,不要再让钱钟书这样的名家来笑话教育学教授。顺便说一句,钱钟书的嘲笑,对于他所接触到的现实也许是有据的,但从教育学家的本义而言,肯定是片面的、感性的,属玩笑话之列。有些人因钱钟书作为一个名人之言,而把这句话当作"名言"来批评"教育学家",并似乎因此而可以否定"教育学家"的价值,这多少有些天真。恰如鲁迅先生曾言,错把名家的话都当成了名言,当成了真理。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并非一人所能为,但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推进其进程。
记者:除了基本目标之外,对于您所提倡的这个"共同"的学术空间如何建设,是否有一些参与者共同认可并遵循的观点或立场?
叶澜:构筑这样的空间不能停留在想象和口号之中,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明确这一空间的基本学术立场,以此作为愿意加入这一空间的同道者行动的起点。在我看来,这一基本立场至少应包括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开拓的现实主义和现实的理想主义。面对现实,但不认为现实是最好的,而是有发展可能的。现实每天都在流变着,有待实践去形成。现实同时又是复杂的,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看到后者才会有所作为。积极的行动是最新的现实,也是改变现实的力量。这个行动,不只是指实践中的行动,也包括各种研究性的行动。理想是针对现实中的问题,考虑到发展可能性而且用自己的行动去实现的理想。我们主张的发展是基于现实的发展,不能搞乌托邦。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在对立的两极中寻找转化。改变现实与现实中的人,必须有理想,而又不局限于理想。不要停留于言说理想,而是实践理想。二是以开放、生成、互动和复杂的方法论为导向。无论宏大还是具体研究,只要面对开放的教育,就是面对复杂。复杂包含了简单,但不是简单的相加,更不是停留于简单。这里主张的方法论是"导向",而不是"规定",并不排斥其他方法论的意义。"方法"是为实践服务的,是为对象服务的,方法本身是多元的,方法本身不承担价值,方法与对象特性、研究目标适切,才使方法具有价值;各个学科及其方法所处的"生态位"是不一样的;尽管它们都在其中,但各自的走向、定位不同。只要能研究出东西,那就都是有价值的。宏大叙事需要,微观叙事也需要,可能更需要两者之间的互动。三是理论与实践的积极互动。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积极互动和相互构成。在综合、互动中,实现观察体悟、批判反思、实践探究和创造建构的过程。四是个体的独特与群体的合作互动相结合。互动是以有差别、有个性为前提的,没有个体的独特,就不可能呈现群体星空的灿烂。但个性不是天马行空,而是要能合作,不能忘记群体共同的空间。在群体中,要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思想;他人也不能简单地据为己有。要相互尊重。越做到这一点,就越能共享。五是做人与做学问的一致性。把修炼学问与修炼人品结合起来,尤其是教育学的学问。道德、人品、文章只有成一体了,才能产生一种真实的力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为什么陶行知还活在人们的心中,靠的就是这种一致性。
记者:您之所以能够提出这种以"生命·实践"为核心与底蕴的教育学,我想,与您个人的生命体验是密不可分的。许多人从您的发言中、文字中都感受到了您的生命和个性的独特。您的言说、思想和行动本身就是一种"生命·实践"的产物。
叶澜:我一直和学生说,我其实是个很普通的人。我不是出身于名门世家,中小学期间调皮捣蛋,成绩也非优秀,只是有爱好,喜欢看闲书。到大学以后,最大的满足是有许多书可读,有好老师教。只是这些年来养成了一种习惯:用心去做事,敢说自己想明白的话,不断追求自己的完善。这一点谁愿意去做都能做成。从我身上,也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是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追求的。
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选择了教育作为自己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这是一个异常复杂艰巨、极具挑战性的事业。我是一个喜欢迎风走路的人,喜欢挑战性的问题和思路。在我追寻理想的过程中,时常横亘着许多疑问、嘲讽甚至人为的阻碍。我一直以这样的比喻激励自己:教育的理想与境界仿佛是一座高山,在攀登者最初登山的时候,遭遇了许多的困惑、嘲讽和质疑,声音嘈杂刺耳,且不去管它,只管往上攀登,在攀登的过程中,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可能会愈加密集,但攀登者只管往上走,集聚其全部的生命能量。愈往上走,那种声音就愈听不到了,等攀登者听不到它的时候,他可能是到了山顶了。
我已经有了不少的同行者,我希望且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相互扶持相互激励,向着同一个目标进发。
记者:真为您高兴,一个有理想,并用自己的践行去实现理想的人是幸福的。
关闭窗口
打印文档